因此，虚假宣誓是否产生宣誓效力的问题，《宣誓解释》的态度模棱两可。
民族性与世界性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作为人民国家的总章程，宪法是立国安邦、强国发展、长治久安的总纲领。
稳定性与变动性 宪法是国家大厦的四梁八柱。宪法稳则国家稳，宪法强则国家强。通过全民讨论，发扬民主，使宪法的修改更好地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宪法确认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宪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宪法精神，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地位，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果，确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奋斗目标，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宪法表达。
宪法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法。政治性与法律性 我国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和国家根本法，兼具政治性和法律性。[1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
[14]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这是因为中国行政法的发展往往是制度先行而后带动立法，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量的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规范规定的情况下，授权了其他组织或内部机构以行政权。[32]《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671号)。此外，《国家赔偿法》7条第4款：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例如，日本明治宪法时期的国家与公务员关系是一种绝对主权和绝对顺从的主仆关系，现阶段体现为一种服务关系。[31]行政委托行为以矛盾体的形式脱离于行政授权，并成为一个中国式的行政行为出现并非是个特例，而是中国法制发展实践中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
而所谓机关，凡履行由法律秩序决定的职能者就是一个机关。[33]也可能发生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如《护照法》4条第1款规定：普通护照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机构或者公安部委托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馆、领馆和外交部委托的其他驻外机构签发。[17]朱维究：《中国行政法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但是这之后行政实践中却出现了大量的非许可的审批、非许可的许可等非法定的行政行为。
[18]关保英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摘要: 国家与公务员间的行政职务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基于行政委托行为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但是我国的公权力委托理论通常认为，行政委托的被委托主体不可以是个人。行政辅助人需具备一定的资格资质，从事辅助性的委托事务。若将委托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看，其首先出现在民事法律之中，一般将其与代理作为一个相互对应的概念来看。
以辅警为例，依据《公安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成为正式的警务辅助人员参与警务工作，需要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1)参与竞争性选拔方式，通过体检、考察、公示等录用或测评程序。委托人他自身可能缺少这些技能，或者与代理人相比缺乏效力。
在现代国家，这样承担国家职能的个人中，有一部分我们称之为公务员。袁曙宏、方世荣、黎军：《行政法律关系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国家赔偿法》在被委托主体的列举中加入了个人选项，肯定了公权力委托之被委托主体范围的立法延伸。所以，关于辅警是行政委托中的被委托主体还是行政辅助人的争论，实际因翻译或字面意思的等同而混淆了行政委托在不同国家间的内涵，并不具有在大陆地区行政法语境下比较之基础。因而这里将二者结合起来论述，抛出推进委托理论研究的砖头。同时，为避免违法行政的出现，这种责任承担不应仅仅表现为一种事后的纠正或赔偿，行政机关在聘用行政辅助人时，还应承担起教育、培训、约束的管理责任，且这样的管理责任应通过法律制度和立法规范予以明确，即行政辅助人是具备一定的资格资质，接受统一管理的个人。此后，基于国家对辅警的明确定位，理论界参考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辅助人或行政助手概念，认为辅警是延伸了的公共之手，[25]并不具有自主之地位，也不是具有勤务关系的国家公务员，是一类在行政机关指示和监督下工作的辅助人力。[27]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中的行政协助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职权过程中，基于本身条件和公务上的需要，其他行政主体配合其实施同一行政行为或共同行政行为的法律制度。
当时，我国行政法学理研究较为欠缺。[9]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中，也部分体现了国家与公务员间法律关系的这些特征。
[9] 可见，公务员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根据《民法通则》(2009年修正)63条第2款规定，行政委托与民事代理在内在运作逻辑上存在同一性。
从属性的行政协助是指广义上的一种编外从属性行政工作人员或者辅助机关进行活动，以执行公共任务。行政审批的产生与改革似乎是行政委托发展的前进方向，即为避免公权力滥用或在行政风险和行政便宜的衡量之下，委托法定化并逐步削减似是高权行政不断成熟发展须践行的目标。
如果定性，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在我国一直以来似乎从未深究。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则以平等性的雇佣关系指代国家与公务员之间的法律关系。对个人主体进一步区分可以分为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的人员，如公务员。就行政委托与行政辅助的争议而言，在多数的大陆法系国家，往往没有授权与委托的区分，其专著、论文中所述委托行政、行政委托在内容上实际属于行政授权行为，台湾地区或德国的委托行政或公权力行政理论之下，被委托主体是具有独立执法资格的主体，具有公权力主体的地位，因而对不能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辅助人单独列举。
[11]黄娟：《行政委托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三)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
[5][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2页。而若对应通常意义上的委托代理行为，行政法上之表述应为行政委托。
第一种理解表述主要有：受委托组织是指受行政机关委托行使一定行政职能的非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文章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 进入专题： 行政委托 公权力委托 被委托主体 。
而接受委托的组织在种类上也很多样，包括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团体等。不过，陈新民教授曾在《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一书中对大陆地区的行政委托中被委托主体范围作过这样的论述：尽管中国行政法学界不将个人视为行政主体，但法规可以授权个人(包括法人)来完成行政任务。也就是说，辅警作为个人突破了理论对被委托主体的限制，且这些被委托的非行政编制内的执法人员行使职权之合法性也渐渐被国家法律规范所认可。另一类是行政辅助人，如辅警。
[20]关保英：《行政法教科书之总论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18]行政委托，是指出于管理上的需要，某一行政主体(委托人)委托另一行政主体或其他组织及个人(被委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代行行政权或其他事务，其行为效果归属于委托人的法律制度在行政委托法律关系中，被委托方可以是行政机关，也可以是非行政机关，但不得是个人。
[16]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是指受行政机关的委托，按照委托范围，以委托行政主体的名义行使被委托的行政职权的非国家机关的组织。这一现象的出现令我们不禁反思，在行政委托制度中究竟是实践运作逆流而上尚待纠正，还是理论范围滞后狭窄急需改进？ (一)被委托主体的理论范围 我国行政委托概念的提出与行政主体概念的出现类似，是在吸纳域外理论的同时借用了文字的外壳，衍生出了一种具有中国涵义的法律概念。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员由同级人民政府发给证书。反观行政辅助人的内涵，才是我们通常所讨论的一种委托行为，只是这种委托限制了事项内容和主体，但不可否认其本质是委托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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